伊朗政权理论上已经丧失合法性。
政府的存在价值和法理依据，就是在于能够保护本国国民和核心利益，促进民生。
连本国军队领导和核科学家，不能保护不说，在军队核心一众领导层被杀情况下，还想着唾面自干，妥协谈判的政权，丧失军队和民心支持是迟早的事。哈梅内伊迟早要被军队里的少壮派和国内反对派清算。
这样的政权，既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强力政治盟友和安全伙伴，比如俄罗斯朝鲜。也不可能保护和扩大中国在伊朗以及中东的市场。
伊朗现政权垮台才符合中国的真实利益
一、首先说明一点，笔者的这个观点
不是从“反美”意识形态角度出发,而是从中国实际能得到的“安全利益”和“经济利益”出发来计算
中东这盘狗咬狗的游戏，撕咬了百年。表面的政治纠纷没有值得研究的价值，一个国家支持美国以色列或反美反以色列，这种态度本身不代表就一定符合中国利益，就一定是中国的可靠伙伴。
中国能从对其合作中实际得到哪些经济和安全利益，其政权的运作模式，是否有助于开放市场建立，是否有助于中国利益扩大化，这才是中国的真正利益所在。
无论国与国之间是什么关系，
本质上就是相互投资回报的综合计算公式，而不是单一维度的算术题,只看意识形态这一个层面，就是狭隘的加减法。
任何政府的根本责任，是为了搞民生和经济，保护民众安全利益，为本国企业开辟市场，保护海外经济投资。政治服务于经济，而不是为了搞政治而搞政治。围绕政治斗争为中心转的政府，没一个有好下场，前苏联就是典型。
意识形态斗争，很多时候并不能换取来实际的利益。
苏联解体后，从1999-2018年，就接近二十年时间。中美实际上形成了某种改造世界格局的分工关系。
美国依靠颜色革命 强大军力，打开一个个封闭国家，建立开放市场，中国资本则随后涌入这些市场，基于新政权和新市场制度保护，进行基础建设和投资 ，而基础建设的完善，进一步帮助了美国投资市场环境的优化。
而美国资本在中国市场本身同样有庞大的投资，中国制造流通更多市场，单位生产成本降低，也有利于反哺美国消费市场成本降低。
从而形成了“美国依靠政治和军力打开市场——中国跟进投资——美国同样获益”这种相互得利的分工关系。
美国做了中国想做而不能做的事，这也是其一度指责中国搭便车，光捞便宜不承担义务的原因。
二、我们用萨达姆政权倒台前十年和后二十年
这个案例来做对比分析
看看中国从伊拉克身上，获取的百倍经济利益差异，和安全利益前后对比。
1、首先从经济上
在萨达姆执政时期（1990-2003年）：中伊仅有有限的合作
萨达姆时期，中国虽然通过两伊战争获得大量军火订单，帮助中国军工业完成原始积累。但这一合作具有短期性和政治风险，且随着1990年海湾战争后联合国对伊拉克制裁的启动，中伊正常经贸关系基本中断。
1996年联合国启动“石油换食品”计划后，中伊贸易规模仍极小，2003年战前双边贸易额仅约5亿美元，且以易货贸易为主。中国在伊石油领域的早期合同（如艾哈代布油田）因战争和制裁未能实施，回报有限。且还要承担债务违约问题。
萨达姆垮台后（2003-2023年）：中伊经济合作全面深化
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，联合国制裁逐步解除，伊拉克石油资源得以自由开发。中国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深度参与伊重建，实现能源安全与市场拓展的双赢。
首先体现在双方能源合作的爆发式增长
石油权益大幅提升：中国通过竞标获得伊拉克南部鲁迈拉、哈法亚等油田开发权。截至2024年，中国在伊石油权益日产量达54万桶，并计划提升至160万桶/日。中国获得了在萨达姆时期想得而不能得到的实际经济利益
石油贸易跃居前列：伊拉克自2019年起成为中国第三大原油进口来源国，2024年中国从伊进口原油日均119万桶，占其出口量的22%。
基建与民生项目投资大幅增长
“石油换重建”模式：2019年中伊签署协议，伊拉克以每日10万桶石油换取中国100亿美元基建投资，涉及港口、学校、住房等关键领域。例如，法奥深水港（年吞吐量4500万吨）和679所学校已建成。
长期经济收益远超短期风险
尽管伊拉克仍存在安全风险和政策波动（如2024年暂停100亿美元“石油换基建”协议），但中国通过灵活策略（如人民币结算协议）和全产业链布局，已形成深度绑定，未来合作空间广阔（如2030年油气增产计划、新能源转型）。
贸易额十年增长超10倍：2024年中伊双边贸易额达542亿美元（进口382亿，出口160亿），较2013年的497.4亿美元显著增长。相比萨达姆时期，获得了百倍的增长。
技术输出与产业链延伸
中国在伊推动5G、新能源技术应用（如华为5G网络、比亚迪电动巴士），并通过“新三样”（电动汽车、锂电池、太阳能电池）占据新兴市场。
2、其次从安全角度分析
从安全角度看，萨达姆政权倒台虽然在短期内加剧了伊拉克乃至中东的动荡，但长期来看客观上为中国创造了更有利的地缘安全环境。
倒台前的安全威胁：萨达姆政权与中国利益的冲突
地区霸权主义的不稳定
萨达姆政权通过两伊战争（1980-1988）、入侵科威特（1990）等行动持续破坏中东稳定，导致地区冲突外溢风险升高。这个情况和如今伊朗通过抵抗之弧，和以色列持续冲突的情况如出一辙。也将中国拖入中东地缘政治博弈
首先，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，不可能有中国的稳定经济利益和长期安全利益，相反是中国的安全负资产
萨达姆倒台后，打破了“什叶派新月带”（伊朗-伊拉克-叙利亚）的传统对抗格局。伊拉克转为地区平衡者而非伊朗附庸，客观上缓解了沙特-伊朗代理人冲突烈度，降低中国能源供应中断风险。
地区冲突“降温缓冲带”形成，中国的能源通道安全得到了实质性改善
其次，美国在伊拉克的长期军事存在，削弱了其遏制中国崛起的资源和注意力，为中国争取了宝贵的战略发展时间
最后，萨达姆倒台后，ISIS等极端组织崛起倒逼国际反恐合作。中国借机与伊拉克、伊朗等国建立情报共享机制，打击“东伊运”等涉疆恐怖势力源头，也稳定了国内安全。
比如2015年起，中国向伊拉克提供反恐装备（如无人机），帮助伊政府军打击ISIS，同步保障中国在伊拉克投资
最终的结果：中国在伊拉克的安全净收益显著
萨达姆政权倒台符合中国安全利益的核心逻辑，中东权力重构使中国以“非军事干预者”身份获取安全话语权，能源通道多元化大幅提升战略自主性。
一个碎片化但无霸权的伊拉克，比强人政权更有利于中国在动态平衡中扩大安全影响力。如今伊拉克石油出口深度依赖中国市场，这是中国在萨达姆时期想都想不到的。
三、为什么伊朗现政权垮台，实际上符合中国的利益。
1、从安全角度不符合中国能源安全利益
首先，伊朗获取核武器，不符合中国远期安全利益。一个资源型国家，处于资源型地区。
如果再拥有核武器，对生产型国家，实际上也造成了潜在的威胁，这个威胁不仅是对美国，同样也是对中国。威胁现在不存在，不代表未来不存在。无论未来伊朗对中东哪一个资源型国家造成威胁，都实际上威胁到了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。
其次，伊朗在中东大搞意识形态斗争，以棋手自居，操纵巴勒斯坦、真主党、胡赛等国对抗以色列，真打起来又不负责任，没有勇气和盟友共进退，甚至一度不承认抵抗之弧的存在，和盟友割席。
这种连自身盟友都能出卖的政权，不值得信任不说，其次地区的持续动荡，也影响中国在中国的经济和投资安全利益。就像萨达姆时期，中国在伊拉克不可能有稳定和百倍的贸易额一样。
2、从经济角度不利于中国打开伊朗市场
伊朗的神权政权，逆时代潮流，不利于开放市场建立。而中国目前处于重商主义阶段，类似1840年的大英帝国，中国需要一个个海外开放市场，稳定的经济制度，开明的政治治理，来为中国产品和投资打开市场。
3、从意识形态角度，伊朗政权中的伊斯兰世界革命和原教旨主义，对中国有潜在隐患。
伊朗政权存理论根基是以法基赫监护制为内核，强法学家对国家的绝对监护权，符合原教旨主义对“真主主权”的追求。
政权创立初期，以霍梅尼的《伊斯兰政府》为纲领，主张在隐遁伊玛目（什叶派第十二伊玛目）归来前，由精通教法的宗教学者（法基赫）代行统治权。最高领袖作为“法基赫”凌驾于三权之上，拥有军队指挥权、政策否决权及关键职位任免权（如总统任命需领袖批准）。
政权宣称其权力源自真主，法律必须符合《古兰经》和沙里亚法，宪法监护委员会（半数为宗教领袖任命）有权否决议会法案。
共和形式：民选总统和议会负责行政与立法，但受宗教机构严格制约，形成“神权主导下的有限民主”。
在初期，伊朗政权大推教义至上的社会控制
如伊斯兰革命后推行全面宗教化，如强制妇女戴头巾、禁止饮酒娱乐、按伊斯兰法处置“通奸”“渎神”等行为。1989年霍梅尼对《撒旦的诗篇》作者拉什迪的全球追杀令，凸显对宗教神圣性的极端维护。
1980年关闭大学推行“伊斯兰文化革命”，教材需经宗教审查，科学课程须符合教义解释。
泛伊斯兰主义：霍梅尼宣称“必须向全世界输出革命”，支持黎巴嫩真主党、巴勒斯坦哈马斯等组织，将反美反以列为“圣战”。
拒绝现代性价值观：初期抵制民主、人权等“西方概念”，认为“伊斯兰共和国既不要东方（社会主义），也不要西方（资本主义）”。
但是这一系列措施，在现实面前最终被迫妥协
革命后废除银行利息、取消土地改革，试图建立“伊斯兰社会主义”经济模式，但因效率低下引发危机。
到1990年代后伊朗政权被迫逐步恢复私有制和市场经济，但教士集团逐步控制基金会（如伊玛目礼萨基金会），最终垄断石油、矿产等60%国民经济，形成“神权资本主义”。
其在初期推行全面伊斯兰化（社会、法律、文化），虽然经济与国际交往中逐步妥协，形成“实用原教旨主义”。但是这种妥协，并不能改变其思想体系中“返祖”的本质一面。
一个既无能力，也无决心抵抗美国和以色列到底的政权，既不能充当中国强有力的政治盟友角色（比如俄罗斯），给到中国实际的安全利益交换，也不能给中国实际的经济利益。
这样的政权，本质就是一个失败的教士垄断政权。中国和其结成盟友毫无价值，对其投资就等同于在萨达姆倒台前对伊拉克投资。
毫不客气的讲，也许默许以色列和美国推翻伊朗现政权，对中国都是利大于弊的选择。
伊朗如果是真正挺起来，获得俄罗斯或中国的强力支撑，就得像曾经的中国那样，向斯大林展示对抗美国的决心，来换取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建。
否则就是做梦，没有实力的地区霸主梦和伊斯兰世界革命梦，纯属扯淡。
小国大谋，反害其身。
